中日经贸这50年：量与质同步飞跃，继续深挖内生动力

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中日质同11亿美元，到2021年的经贸3714亿美元；从1978年松下作为首家日企进入中国市场，到如今约3万日企活跃在中国市场，年量50年来，步飞中日间有“蜜月期”，跃继也有“冰冻期”，续深但中日经贸一路走来依旧强劲。挖内

中方数据显示，生动50年来，中日质同中日已成为世界上第二、经贸第三大经济体。年量迄今为止，步飞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跃继即使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续深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达到了39.1亿美元，挖内同比增长16.0%。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2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同日本经济界代表举行高级别视频对话会。日本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负责人以及日本经济界代表出席。李克强同他们就中日关系以及经贸合作、应对全球经济金融挑战、气候变化、老龄化等广泛议题对话交流。

李克强指出，经贸合作始终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日经济优势互补，近年来双边贸易额连创新高，2021年超过3700亿美元，彼此合作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潜力。中方愿同日方推动两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提质升级。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挖掘地区经济增长潜力。中方将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下有序增加中日之间直航航班，进一步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学者均认为，50年来，中日经济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量与质的同步飞跃，牢固的现实利益将两国紧密相连，既维护了中日和平合作，又惠及两国民众与企业，还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和繁荣作出巨大贡献。展望下一个50年，继续挖掘中日经贸关系的内生动力则显得至关重要。

变与不变交织

过去50年中日经贸一路走来，让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季风印象最深的，便是中日经贸合作受中国经济、日本经济、世界经济、世界贸易、中日政治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但在诸多因素当中，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双边经贸合作能取得如此成就，根本无从谈起。”他如此告诉第一财经，“过去的50年，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完全趋同，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联动关系。”

张季风把1972~1978年形容为中日经贸的“启动奠基期”。其间见证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社会的四个现代化热潮以及《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缔结等重大历史时刻。这一时期，中日双边经贸从零突破。由于当时中国的“四化建设”对国外设备、先进技术产生巨大需求，中国大量从日本进口了钢铁、石化等成套设备。“这一时期，中日的贸易合作较为单一，规模也较小。”张季风说道。但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不少对中国经济发展至今仍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比如上海金山石化、大庆石化等。

随后的1979年至1991年在张季风看来是中日经贸的“拓展合作期”。这一时期，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中日经贸也从此前的单一贸易进入贸易、投资、日本对华援助（ODA）等齐头并进的阶段。也正是如此，中日贸易额在此期间突破了200亿美元的大关。

1992~2000年间，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中日贸易额平稳、波动小，开始逐渐升级。其间，日本对华投资在1995年出现了31.8亿美元的小高潮。

而让张季风最感慨的还是2001至2011年中日经贸合作“腾飞”的这10年。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期”。张季风认为，中日贸易在这一10年间连续跨过10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三个大关，在目前国际贸易史上罕见。

同时在这一阶段，中国对日投资初具规模。“在金融、财政、区域、科技、企业、地方等领域，两国合作蓬勃兴起，中日之间形成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局面，合作质量、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他说。

而此后的2012年至今，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模式，再加上中日政治关系的趋紧，中日经贸合作进入低潮期。在张季风看来，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亮点便是RCEP的签署，首次使中国和日本达成自贸安排，并在未来两国间将有约90%的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RCEP将成为中日贸易新的驱动力。”

合作潜力涌现

在过去几年，阿里巴巴和世界第二大液晶电视制造商TCL科技集团等中国大企业已渗透到日本市场；在京都，如今马路上能看到由中国比亚迪公司制造的电动巴士开始运营。比亚迪已成为日本汽车行业的潜在竞争者；今年5月，华为宣布将为日本消费者引进新设备……即便是在海外市场进军中波折不断的TikTok（抖音海外版），有日本政府机构最近宣布将与TikTok合作，以便在年轻人群体中传播“个人编号卡”的意识。

这些与时俱进的现象，在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雷看来，预示着中日经贸投资合作已在顺应时代发展而悄然生变。他对第一财经解释道，总体来说，中国对日投资此前主要集中在以休闲旅游为代表的传统的服务业或者制造业，“但近年来出现了新型商业模式，比如平台经济”。得益于日本国内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消费金额，大量中国的跨境电商近年来开始逐步涌入日本市场。在摸索日本消费者的互联网消费习惯之余，也带去了支付宝等中国特色的平台经济模式。

“虽然合作势头火热，但是这一方面未来的投资可能会出现瓶颈效应，主要还是规则的问题。”陈子雷说，“日美有数字贸易协定，与中国方案有差异。今后中国企业在日本跨境电商、平台经济等数字化方面的合作，还需看中日双方在这一新兴领域如何进一步协调。”

就日本对华投资而言，陈子雷认为，过去几十年日本方面主要还是根据雁行模式，制造业围绕生产线进行布局，比如日企对华投资围绕制造业在华动向开展，包括日本金融保险行业也是如此，当时就是跟着日本的制造业开拓中国市场。“最近的变化则是，日企紧跟服务业、中国当前的个人消费升级进行投资布局，瞄准中国消费市场，尤其在物流、批发、零售等投资增长势头显著的行业。”

同时，在陈子雷看来，如今，日企更愿意把中国视为世界市场，而非简单的世界工厂。2021版《日本经济蓝皮书》也认为，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已经逐渐从加工制造中心和出口基地，向消费中心转移。从数据来看，中日双边贸易未来有可能会减少，因为一部分供应链不再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完成，但是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会因此减弱。

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2021在华日本企业发展调研报告》也指出，在受访日企看来，低劳动力成本已不再是日企在华发展首要看重的因素，认同这一比例的受访企业仅为21%。相反，看重中国这一巨大消费市场潜力的比例高达87%。其中，产业链完整度、新业务发展配套举措、物流便利和财政补贴是日企未来拓展在华投资时考虑的前四大重要因素。

陈子雷认为，正是由于中日双方虽处于垂直型的贸易和产业领域，但所处的具体位置不同，因此无论是在半导体、家用电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双方还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在前述高级别视频会议上，据新华社报道，与会日方人士表示，日中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积极拓展在华业务，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经济关系。期待两国以RCEP生效实施为契机，扩大经贸、环保、健康和老龄化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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